新型冠狀病毒獻給邁入轉型十年的十項功課（by Otto Scharmer 奧圖.夏默博士）
為了支持更多使用繁體中文的朋友，認識U型理論以及Ｕ型變革對於時代的影響有更深的理解，我們翻譯了2021年5月21日由麻省理工學院暨自然流現研究院聯合創始人奧圖.夏默博士(Dr. Otto Scharmer)所發表的文章：Stepping into the Decade of Transformation
1989年，在柏林牆倒塌前的幾個月，我在一個名為 ＂世界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 Around the World）的專案中，共同領導了一個國際學生團體，這個專案帶領我們去了東柏林與西柏林。在與東柏林民權運動和反對派運動的一些領導人討論時，我親眼目睹，即使是那些站在最終推倒柏林牆前線的人們 （實際上結束了冷戰），也不知道他們的行動將產生多麼深遠的影響。在我的生命中，我曾經看到過幾次具有重大影響的改變。我從這些時刻學到的是，在它們發生之前，幾乎沒有人真的相信如此深刻的改變和轉向會發生。但一旦這些事情發生，很多人很快的就會解釋為什麼會這樣。
今天，我們感覺好像處在一個可以比擬的時刻。跨越了許多地方和網路，我們似乎正處於另一場影響深遠的運動邊緣。這是一場不僅僅只是改變社會結構的運動，同時也改變了人類意識 — — 超越了制度、邊境和界限，能夠感知深層意圖的運作能力。這是一場呼籲我們允許轉型變革，培育我們內在條件的運動。這個運動讓我們從根本上重新連結彼此，與我們的星球，與我們不斷進化的人類意識，以療癒我們這個時代的三大鴻溝：生態鴻溝，社會鴻溝和精神鴻溝。
這項運動透過有力的先驅者們，例如在2019年由年輕人領導的＂Friday`s For Future＂的抗議活動（當時有超過1400萬人上街），2020年的＂Black Lives Matter ＂抗議活動（當時僅僅在美國就有2600萬人上街， 使其成為該大陸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公民運動），以及過去幾年席捲拉丁美洲、亞洲、非洲和中東大部分地區的大規模的公民抗議活動所預示。
如果你今天與他們交談，大多數人會感覺到我們當前的社會模式已經被打破，並且更具破壞性的改變正在朝我們的方向而來。 就個人而言，這些大多數的人也會說，他們願意成為不同故事的一部分，建構不同的未來。 但是許多人會很快的補充說，他們不知道如何讓它實現。 考慮到適中的實際狀況與可能發生的巨大改變之間的差距，我們需要問自己：這是否是我們應該更加地清晰闡明我們想要創造的未來的時刻？
經過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們一直關注著我們的社會和地球危機事件—最初的導火線是從60年代的民權運動，70年代的環境運動和婦女運動，幾十年來的原住民和非殖民化運動所引發—感覺好像我們終於到了必須停止進一步拖延的時候。 如果這是所有全球性運動的「溪流」最終匯聚成更大的「河流」的十年—如果這是轉型的十年 —我們可以從新型冠狀病毒的破壞中學到如何前進？
這裡有十項功課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去感知從我們的經驗中有什麼正在生成。
（1）否認不是策略
在新型冠狀病毒死亡人數最高的國家名單中，美國、巴西、印度、墨西哥和英國名列前茅。 毋庸置疑，這份名單讀起來幾乎就像是2020年的民粹主義（和部分專制）領導人：川普，博索納羅，莫迪，羅培茲·歐布拉多和強森 — 領導人對流行病的輕描淡寫，拖延或削弱了他們國家的及時公共衛生回應措施。例如：那些經常把他們自己（或他們的政黨）的支持率置於他們人民的健康之前；通過舉行大規模的政治活動而沒有保持社交距離（儘管新型冠狀病毒病例持續激增）。
這些否認的行為（看不到自己對自己的國家所造成的擴大性風險）和無感（不去同理那些處在高風險的人）的行為對於這些領導者而言，有一小段行得通的時間。 但是今天，到了2021年，每個人都知道否認不是一個可行的策略。
（2）我們正在目睹一面牆的倒塌，與1989年不同的是，它不是介於二個系統之間，而是系統與它自身的崩壞
當前的自我和系統之間的牆倒塌已經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和破壞。 第一個階段是在去年的新型冠狀病毒初期。 新型冠狀病毒教會了我們社會與生態之間所有的相互依存程度。 當中國武漢有事發生時，它可能會在幾週或幾個月內影響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 當在巴西馬瑙斯發生事情時，它很快的就會影響到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 如果你認為囤積疫苗可以使您在美國更安全（「美國優先」的思維），那麼你可能沒有考慮到我們之間真正的相互連結的背景。
當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謀殺後，＂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成為一種全球現象，第二道牆隨之倒塌了。 在這種情況下，倒塌不是發生在思維層面（我們意識到我們彼此間是相互依存的），而是發生在心靈層面。 突然間，我能感覺到別人所感受到的痛苦—這是別人所施加的痛苦，一種別人所曾經感受過的痛苦，但這種痛苦並沒有滲透到我內心的界限。 看著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殺的九分半鐘，這徹底改變了這一點。
第三階段圍牆的倒塌始於1月6日對美國國會大廈的襲擊。這一次，這次破壞的焦點是當我們作為一個社會的整體和我們希望成為什麼樣子的基礎上。 當您看到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超級大國，其國防預算比其後十個國家的國防預算總和還要大，展示了對這數百名暴動者完全無可奈何時，然後你就知道這個系統的盲點已經被攻擊。 在這個案例中的盲點是在這個國家的境內：以白人至上為基礎的國內恐怖主義，隨後由橢圓形辦公室的佔領者點燃。 簡而言之，這就是現在正在崩塌的第三道牆：這道牆將我們的關注力從我們過度關注在我們自己邊界之外的問題，轉移到源自內部的問題上。
（3） 在人類世的時代，社會結構是流動的，不是凍結的。
正如2020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所詳細闡明的那樣，在人類世的時代，即在人類時代，問題的主要根源是我們以及我們過時的行動模式和思維方式。 該報告還指出，尋找解決方案的主要來源在於我們重新想像和重塑這些模式的能力。 這是來自新型冠狀病毒的下一個學習經驗：過去一年多來最重要的功課之一是，我們作為人類如何能夠深刻地重塑自己的運作方式。 社會結構是流動的，而不是凍結的。 在地球上的所有物種中，只有人類才能有意識地連結並重塑他們的未來。 我們可以選擇是永久保留我們集體行為的舊規則—或者去改變它們。
當我們開始彎曲新型冠狀病毒的曲線時，我們就是這樣做的。 當我們開始以超出新自由主義正統觀念的方式回應新型冠狀病毒時，這個已經在過去超過40年影響著OECD各國的經濟行為，我們就是這樣做的。 突然間，我們能夠在這裡找到一兆美元，在那兒又能找到二或三兆美元。 突然之間，我們看到人們在應對氣候變遷的基礎設施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公共投資。 突然之間，我們看到佔全球GDP約70％的國家承諾到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的承諾。 這是重大轉變的開始，即使僅僅在一年前，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所有這些都指向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經常被忽略的區別。 無論你在地球上的哪一個地方，如果你掉了一個蘋果，都可以確信它會掉落到地上。 萬有引力定律適用於地球上的任何地方。 然而，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卻並非如此。 比如說，當我放開一個蘋果時，我不確定它會掉落還是向上漂浮。 這是因為支配社會行為的不變性或「法律」僅在某些條件下適用（我們稱這些為「第三變數」）。 在這所有三個變數中最重要的變數就是人類意識。 一旦你改變了系統中人們的意識，那麼管理人們行為的規則就會開始發生改變。 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這樣總結U型理論：「我以這種方式關注；因此它以那種方式湧現。」我的聆聽的品質決定了對話的進行方式。 我關注的方式共同塑造了現實的開展。
如果我們將這種社會可塑性原則應用到集體的層面上，或者將其應用到整個系統中，我們就會看到社會結構是流動的，而不是凍結的。 它們在進化，就像我們人類的意識一樣。
（4）21世紀真正的超級大國是我們有能力在整個系統的層次上重新調整關注力和意圖。
21世紀真正的超級大國不是美國或中國。 相反，本世紀的真正超級大國是在我們扭轉防治應對大流行病時就開始顯現出來。 當＂Black Lives Matter＂和氣候正義運動突然成為全球性現象時，它就表現出來了。 它展示了人類通過基於意識的集體行動重新調整關注力和意圖來開始改變行為。
關注力很重要，因為能量跟隨關注力。 無論您將關注力放在哪裡，這就是能量去到的地方。 當我們將集體關注力的彎曲之管重新聚焦到我們自己的過程上，並且當我們開始通過他人的眼光和整體的眼光看待自己時，我們便開始將僵硬的社會現實狀態解凍，進入到一個更加流動的狀態。 使我們能夠根據需要重新想像和重塑現實。
（5）面對我們的陰影和盲點，可能是變革的源頭。
隨著我們周圍的圍牆繼續瓦解和倒塌，以及我們的星球緊急狀態的挑戰不斷增加，各機構的領導人越來越多的面臨著要求他們審視集體鏡像的情況— 整體鏡像。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鏡子中看到的東西有時可能難以接受。 想一下，當這與我們在社交媒體光鮮亮麗的自身相反。 我們可能會看到並認識到以前隱藏在我們的盲區中的一部份自我。 例如，對於德國人來說，這種承認所有的事可能與大屠殺有關。 對於美國人而言，這可能與針對印地安人的種族滅絕，竊盜他們的土地以及奴役非洲後裔有關。 對於中國人來說，這可能與針對維吾爾族穆斯林的種族暴力有關。 對於西方人來說，它與殖民主義及其所有形式的暴力有關，即直接的、結構的、文化的暴力。
隨著大流行病加劇了我們對令人震驚的社會不平等意識的程度，並且隨著Black Live Matter運動提醒我們這些不平等現像如何根源於殖民主義和集體創傷的歷史，我們了解到，我們的政治進程，我們的經濟 ，和我們的心智非殖民化仍處於初期階段。 看向鏡子，清楚地看見我們個人，機構和集體過去的陰影可能是具有挑戰性的。然而，這正是機會的所在。 通過認知和整合我們集體經驗中那些脫節的部分，我們可以將它們轉化為變革和改造的源泉。 正如我的同事Antoinette Klatzky所說，我們可以「從痛苦變成可能性。」
（6）轉身向前：除非你擁抱系統，否則你無法使系統徹底改觀
讓我用一個簡單的區別來總結以上所有內容。 每當破壞發生的時候，我們都有一個選擇：一個介於轉身向前還是轉身離開之間的選擇。 轉身向前面對我們的挑戰—或轉身離開它。轉身向前並擁抱現實—或轉身離開並否認現實。
圖1詳細的說明了這種區別。 轉身向前在視覺上被描繪在弧線的下半部分：觀察，感知和自然流現的週期。 弧線的上半段表示轉身離開：否認，去除感知，幻想和故步自封的循環。
轉身向前是重要關鍵，因為除非您擁抱系統，否則就無法使系統徹底改觀。 轉身向前並擁抱世界的姿態是通過培育三種工具來實現的：開放思維，開放心靈和開放意志（又名好奇心，同理心和勇氣）。轉身離開和否認世界的姿態凍結了這些工具（結果就是封閉思維，封閉心靈和封閉意志—亦稱懷疑，仇恨和恐懼)。
圖1描述了以某種方式共同經歷的更深層次的系統變革。 它是一種工具，可以幫助我們辨認我們這個時代更深層次的進化模式。 作為一個系統，我們共同創造幾乎沒有人想要的結果，並導致大規模的破壞和自我毀滅（故步自封的弧線）。 故步自封的弧線描繪出這些內在所創造出的破壞性力量的形成，而且我們正在以行星尺度的規模實施中。這個週期的前期階段包括：
否認：不去看見什麼正在發生（否認新型冠狀病毒和氣候變遷）。
去除感知：與我所看到的沒有共鳴與無感（在社群媒體為基礎的回音室中放大）。
故步自封：沒有連結到我最高未來的可能性（憂鬱症和焦慮症廣泛擴散證明了這一點）。
責怪他人：無法通過他人的眼光來看見和反思自己（我們當前的大部份論述）。
毁滅：關於生態，關係，和社會結構，以及最終的自我。
生活在這轉型的十年中，意味著這些故步自封現象永遠都不會少。 在政治黑錢的推動下，以及依靠激化憤怒，仇恨和恐懼的大型高科技商業模式的放大，我們已經看到它們的螺旋式的發展幾乎失控了。 我們如何以變革性的方式來處理這些現象？ 我們如何才能活化更深一層的自然流現呢？
活化這些深層學習和領導能力的關鍵是，培育一種內在立場，這種立場不與外在的覺察「開戰」，而是通過體現已故的生物學家洪貝爾托.梅圖拉納（Humberto Maturana）所謂的愛來擁抱現實。根據梅圖拉納（Maturana）的說法，愛是＂讓它出現”。 我們如何開發方法和工具來培育個人和我們更大系統的這些變革性的內在條件？
作為麻省理工學院(MIT)和自然流現研究院(Presencing Institute)的一名行動研究學者，我在過去的二十年中通過許多實際實驗探索了這個問題。 最後的四個學習要點是建立在行動研究基礎上的。
（7）社會進化需要我們的操作系統升級
我們的星球緊急狀態，所要求的是從自我到生態的轉變，這是需要社會操作系統的升級。圖2以健康、學習、食物、金融、治理和發展為例，描繪了進化升級階段的輪廓。
所有這些部門目前所面對的實際狀況是，大部份都是錨定在2.0（以產出和效率為中心）和3.0（以結果和使用者為中心）混合的操作方式。 但是，用愛因斯坦的話來說，我們不能用2.0或3.0的思維方式和操作方法來解決4.0的挑戰。 我們這個時代發展的真正挑戰是如何從2.0和3.0轉移到4.0的操作系統，從而活化生態系統的意識和所有元素的共同創造力。
移動到OS 4.0並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這不是烏托邦式的意識形態。 它發生在我們社群當中，儘管通常在我們大型系統的邊緣。 4.0的操作方式第一次發生往往是局部的，然後才出現在國家和國際層面。 您可以在CSA（社區支持農業）中看到它們，然後才出現在鄉村，城市和地區層面。 他們往往會出現在崩潰體系的邊緣，然後才成為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未來已經來臨，但我們需要關注它。 《巴黎氣候協定》和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就是體現在全球範圍內實現4.0治理的第一步。
4.0實踐中一些最顯著的例子在原住民中很常見。 正如我的同事，同時也是Turtle Island Institute創辧人梅拉妮·古德希爾德（Melanie Goodchild）所說：
“在尚未與殖民者接觸，以及殖民主義對我們的生活方式造成嚴重破壞之前，我們是有4.0系統的，因此對我們而言從1.0系統到4.0系統並不是進化或線性發展，因為我們的祖先都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反而它是一種回歸或者喚醒支持4.0的價值。”
（8）變革之旅需要有支持性的基礎設施
每一次的變革旅程都需要在支持性的基礎設施上進行創新。 如果我們想要轉化我們的經濟，進化我們的民主並重新想像我們的學習系統，我們需要在基礎設施方面進行創新。
圖３從後—真相（傳播虛假訊息和懷疑），後—民主（擴大分離架構）和後—人性（助長狂熱和恐懼）三方面總結了關於我們當前情況的討論，並詳細說明了更深層的領導力和學習能力，我們需要培育以轉化這些條件：
· 透過整合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的研究來深化我們的科學實踐。
· 通過建立新公民對話的基礎設施並從邊緣感知我們的系統來深化我們的民主實踐。
· 透過活化行動信心來深化我們的創業實踐。
正如我們所說，這些更深入的學習和領導力是在無數的社群和合作倡議中誕生和共同發展的。 例如，今年，我們在自然流現研究院的u.lab加速器中與338個團隊合作，共同致力於他們的社區轉型的變革。 正如來自印度的Manoj所說：
「這些專案開始形成的那一刻，人們創建自己的核心團隊的方式，運動發生的方式，看到這類型的領導力正在產生作用……他們就像，’哦，哇，這就是允許我們在世界上創造我們想要產生的影響。」
（9）實現我們全部的變革潛能的最大障礙在於我們自己。
轉型我們的經濟，深化我們的民主並重塑我們的學習環境的最大障礙是什麼？ 是大型科技公司在加強對社會的控制（又名監控資本主義）？ 是黑錢一次又一次地使政治進程轉向嗎？ 什麼是最重要的障礙是？ 我有一個預感，誰都不是最大的罪魁禍首。 改變上述一切的最大障礙是我們內心的懷疑，仇恨和恐懼。
我發現有趣的是，這種懷疑似乎是有意引起的。 例如，幾年前，由化石燃料資助的氣候變遷，否認產業成功地改變了美國公眾對於徵收碳稅的反對看法。 氣候變化否認產業所採用的關鍵策略旨在對氣候科學的有效性產生懷疑。 它發生作用。 因此，質疑的聲音都被各自否認的「產業」有意地的擴大。 當談到放大仇恨和恐懼的聲音方面，像Facebook這樣的社群媒體公司就建立了一種商業模式，建立了一兆美元的帝國，這種商業模式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通過激活仇恨、憤怒和恐懼的情緒來將用戶參與度最大化。
改變這些事情，需要的不僅僅只是花錢解決這些問題（即使綠色新政所啟發的一兆美元計劃代表了所邁出的重要第一步）。 未來變革的核心在於運用一種全新的思維模式來重新想像我們現代社會的主要子系統。 這些包括：
I. 轉型我們的經濟從自我到生態
· 從GDP到地球和人類的福祉
· 從線性到循環經濟
· 從工作到使命趨動的企業家精神
· 從提取資本到再生資本
· 從降低意識和創造力到增強意識和創造力的技術
· 從私有財產到共享使用和共享所有權
· 從降低意識到活化意識的協調與治理機制
II. 透過更分佈式，對話和直接治理來深化我們的民主
· 癈除黑錢
· 消除Facebook, Google 和Amazon等公司一直存在的認識論鴻溝(epistemological divide)
· 建構新的公民基礎設施，以支持分佈式，對話，直接治理
III. 透過整合腦、心、手來重新想像我們的學習環境
轉型我們的經濟和推進我們的民主制度，只有在我們可以為教育以及跨部門和系統的全人和全系統學習建立新的學習環境上，才可以起一定程度的作用。
這把我們帶到最後一個問題。
好吧，我們中的一些人會說，讓我們假設這大部份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老實說，您真的認為這種幾乎如史詩般的轉型能夠成功嗎？ 它實際上到底需要什麼？
（10）最重要的槓桿點在於促進轉型素養的民主化。
據說文藝復興是由不超過200人的核心團體所促成的。那樣的承諾改變了世界。而當今點燃並實現我們許多人所感知到的，那種深刻轉型的氛圍將會需要什麼代價？
我相信這將需要三到四件事。首先，您需要一群受到啟發的人們。也許是200多個。但是，如果您只有一小部分真正有承諾的人，那麼幾乎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當然，最好的群體就是年輕人。因為年輕的Z世代對過去的依戀最弱，而有的是充滿高風險賭注的未來。但在當今的背景下，您還需要建立跨界跨區域的強大的跨世代變革者網絡。
其次，您需要場所和平台。任何能夠為社會帶來真正轉變的運動，包括民權，性別，和平或環保的運動，都具有支持基礎設施。羅莎帕克斯（Highlander Folk School）確實如此，東歐民權運動也是如此，東歐民權運動經常使用教堂來創建這些支持性的基礎設施。
第三，您需要有助益的技術。以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為例，他們所使用的是非暴力抵抗的方法和工具。在當今能與其相當的是什麼？我相信這將是一套基於意識的社會技術，使我們能夠與自己，彼此以及與我們的星球徹底重新連結。無論我們在面對從2.0或3.0到4.0組織方式的挑戰時，都迫切需要創造垂直轉型素養的基礎方法和工具。轉型素養是我們當前教育系統的盲點。用務實的方法和工具解決這一盲點將是第三個要素。
第四點將是一個全球分佈的網絡，這些網絡具有啟發性的鮮活實例和開創性的機構原型，並透由這麽做來探索4.0的創新未來。
如果將這四個部分加總起來，我們會看見什麼？我們會看見一所新型大學，一所新型學校的原型。而在我們將崩解中的社會結構重新塑造的過程中，這樣的轉型大學或學校致力於我們與星球，與彼此以及與我們自身不斷發展的自我，徹底重新連結的方法與工具的民主化。在我看來，把轉型學校化為現實 — 這是為能夠在全球大規模複製而量身打造 — 這是目前的第一大槓桿點。
在過去的幾周和幾個月中，我和自然流現研究院（Presencing Institute）的同事們與許多教育創新者會面 — 從在巴黎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教育部負責人到決策者，以及所有受到啟發的大學領導者和創新者，從根本重新構想本世紀對人類蓬勃發展的教育應該是什麼樣的。同時，我們一直與整個聯合國系統的數百名變革者合作，以加快實施永續發展目標（SDG），我們從所有這些相互關聯的倡議中，所汲取到的完全誠實和人性得到了鼓舞。來自巴貝多（Barbados) 的克莉絲汀是參與者之一，她陳述了她對當前崩壞時刻的經驗：
「我看見了這一切是如何連結在一起的……我們所有人的好與壞。我感知到我們所有人都面臨危機，將我們所有人推離根深蒂固的空間，暴露了集體真理，並迫使集體變革。我感到我們無法避免那必然的痛苦但不可或缺的改變。」
未來的旅程並不容易。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將這兩個運動串連在一起，那就是自下而上的運動，它是由世界各地所有不同的基層倡議發起的，而自上而下的努力則從聯合國等已建立的機構開始，或與其周圍的生態系統息息相關的企業 — 那麼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內我們幾乎是沒有什麼是做不到的。
如果您想更多地探索這些相關的想法和實踐，請隨時訪問Presencing Institute或加入我們即將舉辦的全球論壇。
我要感謝凱葳。博德所創作的視覺，感謝 Becky Buell, Rachel Hentsch, Antoinette Klatzky , Katrin Kaufer以及Eva Pomeroy對於初稿的評論。
繁體中文翻譯：Crystal C.Y. Huang 審校：Jayce Pei Yu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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