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丁與來自共同意識的集體行動力量-第二部份：創造的社會語法 by 奧圖．夏默博士
為了支持更多使用繁體中文的朋友，認識U型理論以及Ｕ型變革對於時代的影響有更深的理解，我們翻譯了2022年3月15日由麻省理工學院暨自然流現研究院聯合創始人奧圖.夏默博士(Dr. Otto Scharmer)所發表的文章：Putin and the Power of Collective Action from Shared Awareness — Part 2: The Social Grammar of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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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當前時刻的10項深省
隨著對烏克蘭人民的魯莽襲擊和戰爭罪行不斷擴大而且並變得更加殘酷，我發現很難集中精力繼續在我們當前的時刻寫下這篇沈思。我們所看到的正是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寫的那種大規模的故步自封 — 毁滅的社會場域。我發現唯一能擺脫的方式是：透過沈思我的個人經歷。（借用一個很棒的podcast，我將回過頭來再往下看）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我透過故步自封的鏡頭，一種由毁滅語法所形塑的社會場域的鏡頭反思了當前的時刻。其結果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抑鬱和絕望感。這種感受得到了大量數據的支持。如果你不抑鬱，你（可能）與現實脫節。換句話說：如果你不全然的否認我們集體對我們的地球、對彼此、以及對我們自己所做的一切，那麼你只會感覺到沮喪。或者憤慨。或兩者都有。
在這個部分，我邀請你透過生成中的可能未來的鏡頭來看待當前情況，也就是一種由變革性共同創造的語法所塑造的社會場域的鏡頭（見圖1）。
5. 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和最不為人知的故事
讓我透過將我們當前的時刻與我們自己身體的感知連結來開始這一部分。 以我為例，我透過兩種不同的感受：抑鬱和可能性將這種分歧連結起來。
首先是抑鬱。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頭幾天，我和其他人一樣，我痛苦地看著新聞的發展。我的一部分思維在努力接受我的眼睛和我的理智清楚看到的東西。這個體驗觸發了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我的身體記得我以前有過這種感覺。我在COVID剛開始時就感覺到它。我在川普當選總統時（在某種程度上，在他的整個總統任期內）感覺到它。我在9/11時感受到它。也許你也在其中一個場合，或者其他場合裡感受到了？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有人都可能知道那種下沉的感覺：你覺得好像有人從你的腳下扯掉了地面。
當我們看到這一連串在過去幾十年來，從我們腳下扯開地面徹底摧毀的事件中，所產生的一系列顛覆性的體驗，我們看到了什麼？這種經歷對我們的存有(being) 狀態有什麼影響？就我而言，我被這些事件所吸引並執著於它。我和我的身體分離；我感到無助，有時甚至有點氣餒。用一句話來形容：我感到沮喪。我感受到我的無力。我相信這正是我們今天許多人的感受。
許多人認知到一個集體抑鬱的社會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尤其是我們當中比較敏感的年輕人。如果你今天22歲，那麼你一生都生活在一個被故步自封的毁滅所塑造的世界裡。你的生命體驗從9/11開始，從那時起，對大多數人來說，毁滅的頻率不降反升。
這是第一種感覺。這裡有大量數據可以證實這一點。 然而，當我更深入地思考它時，我意識到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是的，人們感覺很沮喪。 但是對身體或情緒抑鬱的診斷並沒有考慮到人類精神的力量，我們成為更好（更高層次的我們）的自己的力量，我們可以活化整體沈睡中的意識。 正如普丁對烏克蘭、俄羅斯和世界各地公民社會和集體人類行動的共同意識和力量視而不見一樣，在我們普遍認同的萬念俱灰的感覺中，我們對我們最高的可能未來和力量視而不見。
第二種感覺從何而來？ 在我的身體裡，我可能會在我的心靈裡發現它。 但真實的它佔據了我身體整個中間的部分，並從那裡流向四面八方。 這是一種我多次感受到的真實可能性的清楚感覺。我第一次感受到這種感覺是在十幾歲的時候，當我與其他十萬人一起上街遊行反對德國的核電廠時（別的東西就先不提，當時，我們反對現在在烏克蘭上演的這一幕：延續100萬年的核廢料，並且它將使你的能源系統容易受到恐怖主義和戰爭的攻擊）。 我在1970 年的後期再次感受到了這一點，當時同樣的反核運動促成了德國綠黨的成立，這有助於將德國變成第一個在2022 年之前逐步淘汰核能並在2030年分階段停止使用煤炭的主要工業強國。
在1980年，我被另一種強烈的可能的未來感知所吸引，當時歐洲各地的和平與民權行動家似乎在各個地區自發地「合作」。1989年，我是一名學生召集人，和著名的和平研究員約翰．加爾通（Johan Galtung）共同帶領了「世界各地的和平研究」專案。我們邀請了來自12個國家的35名學生進行了為期九個月的全球學習之旅，向學者、變革者和基層倡議者學習。在訪問的東歐期間，我們在東柏林，莫斯科和愛沙尼亞的塔爾圖市會見了其中一些倡議者，就在柏林圍牆倒塌的前幾個月。作為一名學生，我感到震驚的是，即使像是這些社會運動的先鋒者，似乎基本上也沒有意識到他們即將產生的集體影響。
到目前為止，在我短暫的一生中，我已經多次親眼目睹了結構性的變化：柏林牆的倒塌，有效地結束了冷戰； 蘇聯和平解體； 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第一位非裔美國總統。我已經看到由青年所領導的氣候行動運動開始發生結構性轉變。 在喬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布倫娜．泰勒 (Breonna Taylor) 和無數其他人被謀殺之後，「黑人的命也是命」社會運動終於將系統性的種族主義攤在陽光下。
我們也參與了其中的一些結構性的轉變，走上街頭推動變革。但即使我們只是行動主義和變革的見證者，我們也能感受到激發人們集體採取行動的可能未來的場域。儘管如此，我仍然強烈地感受到，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結構性轉變尚未到來。 這將比之前所發生的轉變更為的根本，這些變化是具戲劇性且會改變人們的生活。這將是思維和意識上深刻的轉變，關於我們如何與彼此、與大地之母和我們自己產生共鳴，以及面對我們的社會和地球的緊急情況，我們如何轉化和重建我們的社會制度。
我想許多人都相信大規模的變革正在地球上發生中。當我與企業界、政府和聯合國等多邊機構的高階領導團隊以及當地社區的基層行動主義者一起工作時，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這一點。
根據最近的一項研究，G20 國家中 74% 的人（佔世界人口的 60% 和全球 GDP 的 80%）支持我們的經濟體系的轉型，以更好地應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地球上和社會層面的各種緊急情況。四分之三！這種轉變是否已經發生了嗎？大多數還沒發生。 那會發生嗎？絕對會的。我們有資源。我們有技術。我們有抱負。那什麼是我們還沒有的？ 社會運動和合作領導技術現在就能夠讓這一切發生。
所以，抑鬱和可能性。 當我調頻進入我們當前的時刻時，我有這兩種相互衝突的感受：似曾相識的反覆分裂，放大了故步自封的噪音，同時還有許多人對未來可能性的敏銳感受，但不知道該怎麼做。 第一感覺是眾所周知的 — 它每天被放大和重述數百萬次。第二種感覺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個更重要且很大程度上不為人知的故事的一部分。它通常被第一個的噪音給排擠。第二個故事是我將在這個部落格的其餘部分中遵循的寶貴線索。
6. 近期正在發生的五個故事
如果我們從當前時刻拉遠，如果我們不只關注過去的二十年，同時關注過去的兩個世紀，我們會看到什麼？ 我們看到人類發展至少在五個關鍵領域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 戰爭。 是的，戰爭仍然困擾著我們的星球及人們。 但事實是，我們在終結將戰爭作為解決國家間衝突的可接受手段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是的，有挫折和例外，比如烏克蘭、敘利亞和阿富汗所發生的痛苦事件。是的，有新的武裝衝突的形式（更多的國內衝突，更少的國與國之間的衝突，以及更多的是基於網路或交相混合的衝突）。然而，自二戰結束以來，地球和平的進程是不可否認的（見圖 2）。
● 非殖民化。 過去兩個世紀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非殖民化是有記錄以來最重要的歷史成就之一。是的，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在政治非殖民化之後，接下來要解決的問題是經濟和文化的非殖民化以及「思維的非殖民化」（范達娜．席娃Vandana Shiva），即思想的非殖民化。但這方面的進展是不可否認的。看看這張顯示過去 500 年的動畫地圖的剪影。
● 奴隸制和公民權利。在世界範圍內廢除奴隸制和農奴制是另一項重大成就，儘管廢除相應的種族隔離和隔離制度花了很多年的時間。 是的，每當我們看到某些領域取得進展時，通常就會緊接著出現反彈。儘管結構性暴力、系統性種族主義和類似奴隸般的狀況繼續存在，但已經取得的長足進展是不可否認的。
● 女性。 婦女的權利、女性的領導權和非常規性別身份認同的自由是另一個取得驚人進展的領域。眾所周知，投資於婦女和女孩的教育是解決氣候正義和我們這個時代大多數其他發展挑戰的最重要的槓桿點之一。在 COVID 大流行期間，這方面的一些進展已經放緩。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 2021 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消弭性別平等差距還需要 136 年（從原先預估的100年延長至136年）。 然而，以意識為基礎的系統變革的新運動，很大的比例是由女性領導者和那些更能體現女性特有的關係性維度的人所共同塑造。
● 貧窮。 我們在幫助人們擺脫貧窮方面也取得了實質性進展，特別是在亞洲區域，尤其是中國。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逐年記錄了21 世紀的前二十年在減少極端貧窮方面取得顯著進展的總體趨勢。 儘管如此，貧窮在許多地方仍然是一個挑戰，世界面臨著新的不平等的災難，這同時給和平與穩定以及人類福祉帶來了新的挑戰。
7. 創造的社會語法
在過去兩個世紀，我們見證了這五個激勵人類進步的重要故事。它們都是在掙扎和挫敗的情況下發生的。今天我們看到了充份的證據。但我們不能接受這些挫敗作為世界正在走向枯竭的證據。我們必須將事件置於其歷史脈絡中。我們必須記住，只有理論是沒有矛盾的。但現實總是充滿矛盾。從歷史來看，故步自封的情況可能是對早期進程的反應。當小馬丁．路德．金博士提出「不管壓迫多麼長久，公義總有體現的一天」，提醒著我們採取長遠的觀點。
如果這是真的，這是我們全部依賴自然的法則嗎？當然不是。社會科學不像自然科學那樣有「規律」。相反的，有一些僅適用於特定條件的不變性。 但是當這些條件發生改變時 — 最重要的是，當所涉及的人的意識發生變化時 — 那麼人類的行為和描述它們的「規則」也會發生變化。簡而言之：在社會科學中，規則往往是更多變的。 它們是由人們所處的社會場域的狀態所決定的，例如，它是創造性場域還是毀滅性場域？在這種觀點中，領導力是系統根據當前情況或挑戰的需要，從一種社會場域（或社會語法）轉移到另一種的能力。（更多關於四個普遍的社會場域之間的差異化區別，請參閱夏默2018。）
將這個觀點應用於上述五個故事，是什麼推動了這些轉變？什麼是原動力？我相信，在每一個故事中，我們都看到了相同的力量或機制。這些變化是由一系列公民運動，例如和平運動、解放運動、廢奴運動、民權運動、婦女運動和人類發展運動 等來激發其他人一起加入的理由。所有這些運動都是由一小群忠誠的公民發起的，他們以某種方式為自己和他人創造了一個支持結構，使他們能夠培育出一個有意識的社會場域（例如：Highlander Folk School、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和NAACP美國民權運動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冷戰期間東歐民權運動的教會）。隨著行動家被吸引、訓練而且具備方法和工具，他們被接受，並吸引了過往的旁觀者加入他們的運動。最終，這些運動幫助了社會重新想像和重新塑造自我，並往更好的方向發展。
換句話說，這些運動的運作是從一種感覺連結到另一個不同的真實可能的場域，即一個尚未顯化的自然流現(presencing) 的未來場域（見圖 1）。這是我們數百萬人在反核武器、綠色、和平、婦女、黑人的命也是命和氣候行動運動期間在街頭感受到的。這些感覺上的連結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它們使我們成為人類。人類是地球上唯一能夠重新想像和重塑自己未來的物種。我們可以重新想像和改變支配我們文明形式和合作模式的規則、目標和典範。這種能力的培育和進化對於這個星球的未來和人類的未來至關重要。
但是，是什麼讓其他人想要加入，跨過門檻採取行動呢？
許多年前，我在尚比亞與一個對抗愛滋病行動家一起引導了一場工作坊。 這個工作坊有30人左右，其中包含一些著名的足球明星和公眾人物，也有一些普通人。 我們要求他們每個人講述(a)當他們第一次意識到愛滋病流行的時候，以及(b)當他們成為致力於為此做些什麼的行動分子時候的故事。他們都講述了同一個故事，無一例外：當他們透過家人或親密的朋友連結到原因的個人體驗時，轉變成為行動主義就發生了。換句話說：當他們有一次心靈被觸動（並打開）的體驗時，它就發生了。
我與來自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高階領導者一起在麻省理工學院(MIT) 開展的項目中的一個標準模組邀請他們參與氣候變遷策略模擬遊戲，他們在當中扮演氣候談判者的角色，使用科學和真實數據。在遊戲中，當一個國家或利害關係人團隊做出決定時，它會被輸入到一個模型中，然後該模型會告訴決策制訂者該決定到 2050 年和 2100 年時將如何影響地球。沒有任何行為是事先寫好的。但在這裡有一個我反覆觀察到的模式：在第 1 輪中，高管的決策很大程度上是出於自身利益的，並且通常會導致中期災難（因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切照常，亦即依照當前的路徑）。在第 2 輪比賽中，大多數團隊做出了更激進的決定和削減 — 但其所造成的正向影響仍遠低於地球所需要的。然後我們向參與者展示當海平面上升時將對他們所居住的城市產生什麼影響。隨著這些視覺圖像開始下沉，參與者意識到他們的許多沿海城市將會沉在水面下，他們開始帶著強烈的奉獻精神和緊迫感來解決這些問題。他們還與其他參與者溝通，共同合作並達成協議。到第 3 輪或第 4 輪時，玩家們集體影響已經朝著氣候科學家知道必須達到的平均氣溫上升 1.5 攝氏度的目標前進。
換句話說，非預期的團隊行為的演變傾向於遵循圖 3 上半部分所描繪的路徑：沒有看見他們的行為對地球產生的集體影響（否認）； 儘管在他們面前清楚地看到了數據，但沒有感受到影響（去除感知）； 並且不採取行動，儘管知道事實並且已經感受到了影響（集體冷漠）。
這個模擬的反饋照亮了玩家的盲點。然而，他們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不變，直到結果成為經驗或個人的。跨越從冷漠到行動的門檻，需要放下利害關係人的自我系統意識，並發展對整體的共享生態系統意識。一旦它發生了，就會促成迅速、果斷的行動。
故步自封語法（和場域）與自然流現語法（和場域）的結構性差異在於前者基於分離的認知架構，而後者基於連結的認知架構（見圖3）。
分離架構在三個層面體現了與現實的脫節：(1) 領悟（我與世界之間失去連結：否認），(2) 關聯（自我與他人之間失去連結：他者），（3）力量（小我和大我之間失去連結：抑鬱症）。
連結架構通過構建容器在領悟，關聯和力量的層面上進行更深化的重新連結的可能性來改變這些條件。 換句話說，轉變和療癒的連結架構是基於思維和世界是不分開的、自我和他人是不分開的、小我和大我是不分離的原則。培育這些意識領域可以發展和加深我們的科學、審美和道德實踐能力和領悟，從而勾勒出21世紀學校的核心課程。
那麼，我們如何轉化毁滅和故步自封的社會場域呢？ 通過用跨社會各部門的連結架構取代認知和社會分離架構。
要改變故步自封的模式將需要我們強化和培育在我們所有的基礎關係 — 與我們彼此之間、和我們的地球以及和我們自己 — 之間的連結和感受共鳴的能力，然後從這種共享的連結和共鳴中產生創造性的行動。
8. 形式跟隨意識
關注這些更深層次的場域的連結需要我們擴展我們平常的習慣性意識（自我系統意識），以包括我們生態系統中所有合作夥伴和物種的觀點（生態系統意識）。克莉絲汀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 是 2015 年具有歷史意義的氣候變遷《巴黎協定》背後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者，她區分了兩種類型的私利：小我的私利和大我的私利。前者圍繞著我們的自我所佈局的，後者是圍繞著對整體的意識所組織而成的。當人們經歷一個放下和接納的時刻時，他們就會開始從一種不同的意識品質來行動，即一種針對整體的意識來行動。這就是我所說的生態系統意識和克莉絲汀娜．菲格雷斯所說的利害關係人從他們大我的私利來出發：一種將自我視為更深層次的相互連結網絡的一部分，與地球，以及與我們自己的利益。
我所描述的是一種「形式跟隨意識」的情況。關注力是重要的。所有以意識為基底的系統變革都是基於這樣一個原則，即任何系統中最重要的槓桿點就是意識的轉變。 這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以這種方式」關注，因此它「以這種方式」生成。
當我年輕的時候，有一次開車經過一場車禍，我記得如果緊急救援人員已經在現場，我會鬆一口氣。我知道，如果他們不在，我有責任提供協助。但那種責任感讓我感到不安和無能為力。我不知道該怎麼做。後來我決定改變這一點。在拒絕參加德國的義務兵役後，我選擇了從事社會服務。我選擇了德國紅十字會。在那一年半以來，我的工作是協助急診醫生。在那段時間裡，我看到了相當多的相當可怕的事故。但令我驚訝的是（並接受了一些醫療回應培訓），我學會了克服我的無助感和不知所措。面對生死攸關的情況，我學會了放慢腳步，專注於手上的任務。我學會了排除旁觀者所有分散注意力的聲音，並關注於需要完成的事情。那個經歷幾乎改變了我的一切。它教導我，當你面對一個問題時，你有一個選擇。你可以轉身離開它，也可以轉身朝向它。那個選擇，那個微妙的內在姿態，不是活化了故步自封的場域，就是活化自然流現的場域。故步自封是思維、心靈和意志的凍結。當你面對毁滅時，自然流現則是思維、心靈和意志的開放（圖 1）。
這是我從紅十字會學到的經驗。我的關注力很重要。當我開始專注於我要做的事情時，整個社會情緒場域發生了變化。
第三部份：活化我們的力量
克莉絲汀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在回顧《巴黎協定》之所以成功時說，越南禪師和和平行動家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1926–2022）的教導和實踐，幫助了她串連了達成該協定的合作外交。她特別引用了深入傾聽的實踐和Nhat Hanh關於所有眾生相互連結的教導。
當反戰、非殖民化、公民權、婦女權利和反貧困運動激活了他們的集體力量時，他們正以開放的思續和心靈轉身向前去面對這些議題。 正如我的同事 Antoinette Klatzky 所說：如果你開放思維去看，那麼這種觀看就蘊含著感知的種子。 如果你開放思維和心靈去感知，這種感知就擁有了行動的種子。
我們如何建構這些更深度的學習基礎設施，在這個世紀和這十年轉型所要求火的大規模的挑戰，以支持從自我意識到生態意識的轉變？
9. 孕育新文明
我在這裡討論的所有關於變革的故事都向我們展示了什麼是可能的。當一個文明正在消亡而另一個文明開始誕生時，我們生活在一個毁滅的時刻。這個新文明的基礎是彌合我們這個時代的三大鴻溝：生態、社會和精神鴻溝。
圖 4 是我們當前情況的圖像表達：本質上，我們正在看向深淵。 生態深淵是我們氣候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地球緊急情況的產物。社會深淵是我們社會體系崩壞的產物：從不平等和兩極分化到烏克蘭、敘利亞、蘇丹、緬甸和許多其他地方的暴行 — 包括全面核武戰爭的真實風險。精神深淵反映了我們與內在創造力的源頭和內在力量的日益脫節，由此所產生的抑鬱和焦慮，尤其是在年輕人之中。
當我們研究深淵的這三個面向時，我們看到了什麼？ 我們看到自己。 我們看到了我們人類是創造所有這些破壞形式的人。沒有其他人。 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標誌 — 人類世時代。當我們從破壞性的故步自封場域運作時，這些就是我們創造的結果。我們可以認知到，深淵之外的問題是內部問題的一面鏡子。我們面對的深淵源於內部的深淵，也就是說，我們與地球，與他人和我們自己失去連結。
那麼，我們如何才能實現這場全球危機所要求的前所未有的文明變革呢？好吧，當然沒有人知道。但這裡有一個猜想。不是通過龐大資金、巨大科技或龐大政府的行動（即使我們需要所有這三樣東西，而無需龐大或巨大）。 也不是恐嚇人們（傳統的環保運動一直在這樣做）。不是通過指責和羞辱人們（這是單一問題的社會運動傾向做的事）。所有這些群體和各種類型的行動都需要作為整體策略組成要素的一部份。但我的重點是：做更多相同的事情不會讓我們前進到下一個階段。需要的是不同的東西。我們需要帶來深刻的新文明形式，是來自未來的拉力，而不是源自過去的推力。
從小規模開始。我所說的「從小規模開始」是指從小型的群體和社群開始，無論是以地點為基礎還是線上連結，這些社群都圍繞著對於當前情況的共同意識以及對未來的共同意圖，即一個不同於過去的未來。其中一些倡議者和社群是以基層為基底的。有些則伏窩在一個或多個機構當中。但它們都具有一個核心特徵：渴望通過體現和實踐不同的操作方式來改變當前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毁滅場域。 這些連結未來的社群正在制定社會語法和創造場域。
彌合生態、社會和精神鴻溝。如果說我們在過去一個世紀應對社會危機中學到了什麼，那就是：沒有任何問題是孤立存在的。如果不關注社會正義，就無法解決全球性的緊急情況。 反之亦然。 如果沒有將它們根植在彌合精神鴻溝，你就無法做任何這些事情。
如果我們回顧過去 60 年社會和文化的巨大改變，環境、社會和意識運動的演變告訴我們什麼？ 他們傾向於單獨進化。但是今天什麼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新事物 以及什麼帶給我希望 — 是整合生態、社會和精神方面的轉型，是一種廣泛共享的直覺，特別是在年輕人中。
編織行動。為什麼我對我們正處於彌合鴻溝的新地球運動的早期階段充滿信心？ 因為我見過。 我也已經感覺到了。近年來，我在無數地方都感受到了它。其中一個地方是 u.lab，它是 MITx 的一個線上行動學習實驗室，為超過 200,000 名參與者引導了這個類型的旅程。我們還通過方法、工具和空間支持了數千個團隊的倡議，以支持他們彼此連結和合作，當中包含聯合國國家工作隊，一個由25個國家的所有聯合國組織負責人所組成（可持續發展目標領導力實驗室）。這不僅僅是一個想法，它體現在一個不斷發展的共同創造關係的具體網絡。它體現在一個具有共同創意的群體、團隊和倡議的行星生態系統中。
那麼，這十年和本世紀所呼籲的變革最終會從何而來？ 從一場「來自各地」的社會運動中（正如環保主義者和企業家保羅霍肯最近所述）出現、工作和合作。
這將是一場受到生態、社會和精神鴻溝直覺所啟發的運動，而不是三個問題。 它們只是用三種表達方式來說明同一個問題：缺乏我們所有人都有權利和操作的共享的社會場域和社會語法。
意識轉換。 生態、社會、精神三個鴻溝的整合在哪裡發生？它發生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發生在我們個人以及我們的集體的力量中。在最近的 GAIA 會議上，原住民Noongar 長老Noel Nannup 博士，向我們指出了這一點。他說：
「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開闢一條屬於我們的未來之路；我們打磨它，我們磨練它，我們把它安放在一條我們正在建設的道路上；當然，當我們建造這條道路時，它改變了我們作為道路的建設者，它也塑造了我們要去的目的地。」
通過這些話語，Nannup 博士傳達了一個重要的教導：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將我們的關注力和意圖與我們的目標，和我要做的事情保持一致。如果我們從過去的運動和變革的工作中學到了什麼，它可能是：只要我們將變革視為其他人需要在其他地方採取的行動，我們將一事無成。 我們需要一個框架，讓我們每個人都處於舞台的中心，成為我們自己未來的力量，無論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
雖然 20 世紀下半葉是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對立的社會經濟制度及其相應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所塑造的，但在 21 世紀，我們看到了不同類型的兩極分化。 潛在隱憂不再在兩個對立的社會系統之間運行。 今天，潛在隱憂貫穿我們每個人的意識。21世紀政治中最重要的潛在問題是存在於系統與系統之間以及系統自身。
在圖 1 和圖 3 的視覺語言中：我們這個時代最關鍵的潛在問題貫穿了這些人物的垂直維度，描繪了基於自然流現與故步自封與世界，與他人和與我們自身不同的關係品質。垂直素養是當今最重要的發展能力。例如，看看烏克蘭的總統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如何巧妙地利用他的個人經驗與感受觀眾的能力與他的人民建立連結，激發他們抵抗的能力並以不妖魔化反對勢力但強調每個人共有人性的方式向俄羅斯、歐洲和美國的公民發表聲明。
CASA：活化真正的超級力量。如果我們從應對新冠病毒疫情、喬治·弗洛伊德和布倫娜·泰勒被謀殺以及普丁入侵烏克蘭等破壞性挑戰的回應中有學到任何的功課，那麼可能是這樣的：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超級力量不是在華盛頓的那位；它也不是在北京的那位；它肯定不是坐在克里姆林宮裡的那位。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超級力量是源自於對整體的共享意識 (CASA)的集體行動。 Casa在拉丁語中的意思是房子或家。我們需要培養我們實踐 CASA 式集體行動的能力，以保護和重建我們的房屋和家園：我們的土地、我們的社群和我們的地球生態-社會-文化生態系統。
如圖 5 所示，CASA 可以被視為在三種傳統機制（政府、市場、利益相關者遊說）之外的第四種治理機制。我認為 CASA 類型的集體行動的出現是一種 4.0 型態的治理，同時也是當今社會最重要的發展之一。 CASA 的例子在各地已經以多種形式存在。例如，它出現在 CSA（社區支持農業）中。它也傾向於在應對自然災害或其他災難時出現。它出現在當社群面對混亂時，圍繞在對整個局勢的共同認識並自發的協調他們的行動，正如我們在烏克蘭和其鄰國所看到的那樣，這些國家在過去幾天裡接納了 300 萬逃離烏克蘭的人們。它也偶爾出現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是 2015 年當全世界對於《巴黎協定》和永續發展目標 (SDG) 團結一致走在一起時。如果您想了解與意識（和 CASA）和巴黎協定相關的背景故事，請點擊本部落格末尾的podcast鏈接。
圖5: 系統演化的四個階段，四種操作系統 (夏默 2018)
圖 5 描繪了四種類型的社會語法和操作模式。雖然今天的主流焦點正在從 2.0 緩慢轉移到 3.0，但主要的轉型挑戰是如何推進到 4.0 的運作方式。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機構和社會正在通過 1.0、2.0（有時是 3.0）機制來應對 4.0 挑戰（我們的地球和社會緊急情況）。但這起不了作用，因為套用愛因斯坦的話說，我們無法用創造它們的相同運作模式來解決我們的挑戰。
各國是否普遍支持朝著社會 4.0 邁進？我認為這樣的支持正在許多地方迅速成長。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加夫列爾•博里奇（Gabriel Boric）在一個基於彌合新自由主義和皮諾切特政權近 50 年來對該國造成的生態、社會和文化鴻溝的平台上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下面兩張圖是博里奇總統宣誓就任總統當天的兩張照片，在儀式中獲得榮譽並受到原住民傳統的祝福。
加夫列爾•博里奇就是一個例子。而 G20的國家有74% 的人支持我們的社會和經濟體系轉型，這告訴我們，當今世界存在的深刻變革潛力不可低估。
10. 我們現在能做的：建立新的學習基礎設施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我們用故步自封的鏡頭來看待今天發生的事情— 毀滅的社會語法 — 來觀察烏克蘭和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一切，開啟了這個探詢。在第二部分中，我通過自然流現的視角 — 共同創造的社會語法 — 來探索它。這兩種觀點和社會場域彼此如何有所關聯？
它們以有趣對立的方式交織在一起。我們經常發現個人或群體被困在其間，在機構系統中，甚至社會本身也是。生活、領導力和社會變革在這片脆弱的中間地帶運行。事情幾乎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朝任何一個方向移動。這種脆弱性似乎是我們當前時刻的一個關鍵特徵。
我並不試圖在這裡勾勒一個樂觀的觀點。我認為這不是今天所需要的。沒有人需要為正在走向災難的事物裹上積極愉悅的糖衣。今天需要的是一種行動的現實主義 — 一種能夠同時接受自然流現和故步自封的現實主義。激進(radical)一詞最初是一個形容詞，從14世紀拉丁語激進派借來的，它本身來自拉丁語的radix，意思是＂根＂。激進在中古英語晚期的意思是＂形成根源＂。激進現實主義是從可見和根源的角度來看待現實。現實主義旨在將當前現實與根本層面連結起來：在存在的層面，以及是什麼想要湧現的層面。激進的現實主義說出了大多數人已經知道的：前行的路途不會一帆風順。更多的破壞正向我們席捲而來。但最重要的是，未來並不取決於這些外部破壞。反之，它取決於我們的關係以及我們在做出回應時我們內在的所運作狀態。
當今許多燃眉之急的挑戰歸根為如何參與和轉變集體故步自封的模式。照亮三個盲點 — 視而不見、無動於衷、裹足不前 — 為干預提供了關鍵的槓桿點。但主要的一點是不要將故步自封（或邪惡）視為敵人。相反，我們需要將每一個故步自封的行為理解為創造性能量出了問題 — 創造性能量失敗了，因此走上了另一條路，走上了毀滅的道路。所有的破壞和故步自封的行為都是無法實現其創造潛力與能量的展現。為了參與和轉化這種能量，我們首先需要在自己內部找到那個位置。
從這個角度來看，很明顯，烏克蘭的前進道路只有一條：合作外交。越早越好。耗費的時間越長，每個人遭受的集體破壞、殘暴和集體創傷就越嚴重。有智慧的合作外交需要為那些被困在故步自封場域的人提供橋樑，並提供超越目前主流二元邏輯思維的解決方案。二元邏輯塑造了當前基於他者以及非此即彼的主流思維，這當中沒有第三種選擇（例如：烏克蘭的軍事中立)。值得一提的是，到目前為止，幾乎整個南半球（包括巴西，印度，印尼和南非)還沒接受北半球對立。
這讓我回到了我們自身的力量，以及我們每個人如何直接參與到歷史的弧線將其轉向社會正義、行星療癒和人類興盛。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透過新的社會學習基礎設施來發展和連接無數個未來種子倡議，這些倡議源自於想要體現的未來的共同意識。我們不能讓他們被超級擴大的故步自封的機制所排擠，這些機制強灌許多噪音在我們的思維裡並破壞生態系統。您是在何處積極的構建容器以及培育連結架構（而不是分離架構）; 而您又在什麼地方是為自己、團隊以及您參與的計劃創建和共同持有這些學習基礎設施？
為了支持這項關鍵任務以建立社會學習基礎設施，自然流現研究院正在啟動一項原型計劃，以建立原型並擴大新型混合學校，以便在轉型的十年中實現人人都可以進入的系統轉型的方法，工具和空間：現在，目標是：
· 為了促進徹底的再生，創建一個免費可複製與創新的平台：提供理論，工具與空間。
· 一個由鮮活案例和機構所組成，充滿活力的生態系統，體現並培養關於糧食、學習、健康、福祉、商業、金融、技術、領導力和治理方面能夠徹底再生的能力
· 一個提供數以百萬計的激進創變者之間相互聯繫的活躍場域，他們從再生未來的可能性中運作並啟發他人活化他們自身的力量。
· 日益劇增的信心，基於研究佐證，再生的未來是垂手可及，並且可能性就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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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到了這個結尾 —亦是一個起點。我們首先關注我們的身體在此時此刻所感受到的相互衝突的感覺。在對兩種不同社會語法的探索中，我們了解到未來不僅僅取決於其他人的作為。這個星球上的未來也仰賴於我們每一個人，和我們所有人，以及我們在整體層面上重新調整關注力和意圖的能力。正如 Nannup 博士提醒我們的是：「我們需要做的就是開拓一條屬於我們的未來之路；我們打磨它，我們磨練它……。」
共同護持並共同創造通往未來的新興道路，促使我們每個人都與我們的地球和我們共同的未來建立了非常緊密的關係。我認為那個未來是一群種子。這些種子已經存在。但不存在的是土壤 — 社會土壤 — 沒有了它，種子就無法生長。是什麼造就了肥沃的土壤？將關注力轉向我們自己是我們的集體能力。這是我們在面對深淵時所看到和承認自我陰影的能力，並且—如果我們能夠保持穩定的凝視 — 轉化那個陰影，去打開我們意識的場域，並且讓我們能夠成為想要湧現的未來的一個載體。
與 Christiana Figueres對話: The Way Out Is In
基於覺察的系統變革案例: 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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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謝凱葳。博德為本文開篇所創作的視覺，感謝 Becky Buell, Eva Pomeroy, Antoinette Klatzky, Maria Daniel Bras, Priya Mahtani 和 Rachel Hentsch協助編輯初稿與提供建議。
繁體中文翻譯：Crystal C.Y. Huang ｜審校：Jayce Pei Yu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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